美国名校对亚裔究竟有没有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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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显示，美国各名校对亚裔学生的名额限制是实际存在的。

无论是美国的主要媒体还是华人社区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的针对犹太裔学生歧视性的名额限制，今天在亚裔身上重现了。

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平权政策”的存在导致华（亚）裔的名额受到了限制。也因此，2014年加州旨在寻求提高拉美裔和非洲裔入学比例的“SCA5提案”遭到了亚裔族群的强烈关注和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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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12年的数据，亚裔人口是犹太裔的三倍以上。据2015年最新统计，亚裔在哈佛新生中的比例是21.3%，耶鲁的比例是20%。而根据www.hillel.org 提供的数据，在哈佛犹太裔占学生总数的25%，耶鲁是27%。如果按人口比例来看，犹太裔的录取率是亚裔的三倍以上。

更值得一提是，越来越多的学校积极提高犹太裔学生的人数，使其能达到常青藤名校的比例。这些事实反映出，“平权政策”在今天并没有影响到犹太裔学生在名校的录取。

问题是犹太裔是如何打破名校在录取过程中对他们的歧视？为什么过去对犹太裔的歧视今天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能从犹太裔身上学到什么可以帮助我们冲破所面临的困境？

在寻找这些问题答案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从名校自身的特质得到启发，即：我们需要了解名校之所以成为名校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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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大学成为名校可以有很多的原因，但在名校中有两项特质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

一项是名校都有着雄厚的资金。其保证了名校可以招徕最优秀的学者来校任教，保证了名校在教学和学术研究领域中领先的地位，同时也保证了名校有条件招收最优秀的学生，即使他们无法缴纳昂贵的学费。

另一项就是名校的毕业生中不断地涌现出在政治，经济，文化及其他领域中出类拔萃的杰出人士。这些人士在社会中给名校带来了极大的声誉，使人们意识到名校在培养人才方面超群的实力。这使得名校成为社会中最优秀的人才和学生所向往的圣地。因此，有了上述这两项特质，名校就可以“可持续性地”享受着名校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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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名校需要有雄厚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的来源自然是名校极为重视和关注的。

哈佛的学费从1990年的1.3万美元（$13,000）增长到2012年的3.7万美元（$37,000）。在这二十几年中，每年学费总收入由1.5亿美元（$150 million）增长到2.5亿美元（$250 million）。其间，哈佛每年还需要为经济上并不富裕的学生提供大量的资金补助。

然而在同一时期，哈佛自己的捐赠资金（Endowment Funds）每一年的投资回报却是学费收入的5-10倍，有时甚至高达20倍。相比之下，学费的收入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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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哈佛的捐赠基金已超过300亿美元（over $30 billion）。按照规定，每年其5%必须拿出用于教育等慈善活动。这样哈佛每年就有15亿美元（$1.5 billion）的资金可用，远远超出了每年的学费收入。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哈佛决定减免当年所有新生的学费，或是增加新生学费的一倍所导致资金上的变化，完全不影响整个学校的运作。

我们再进一步看，以哈佛自身的核心部门——艺术和科学学院（Division of Arts and Science）为例，每年哈佛付给该学院450名教授的工资大约是8500万美元（$85 million）。

这使得这些教授的平均工资（近19万美元/年）成为全美各大学中最高的。但在2004年，哈佛付给管理其捐赠基金的头五位基金经理的总金额达到7800万美元（$78 million）。所以，捐赠基金在哈佛运行机制中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Ms. Harberson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前招生部主任，在谈到亚裔学生申请的情况时讲到：“亚裔学生在申请名校时确实有劣势，这并不是因为学校有意就不招亚裔学生。而是很多亚裔学生没有符合学校想招学生的‘标签’，或者在申请文书及其它材料中没有成功地把自己贴上此类标签。”我们把这类拥有标签的学生叫做“拥有众所周知的黄金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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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Harberson讲到，名校喜欢招收体育特长生，校友子女，捐助人子女，或者潜在捐助人子女，或者有非常好社会关系圈的申请者。但是，对于大部分亚裔申请者来说，他们基本都是第一代申请名校。他们的父母大部分都是第一代移民，或者还生活在中国，并没有常春藤盟校或者其它精英大学的经历。第二，这些名校并不把亚裔学生的家长看作是潜在捐助者。“They simply don't have long-standing connections to these institutions.” Ms. Harberson还指出有些亚裔族群确实有些connection，但是他们也不爱用。在她几十年的招生工作中，很少收到来自亚裔学生或家长的电话或者来访。而这些是了解学校，和学校建立联系的非常有效的手段。

我们再进一步看一下捐赠基金的资金来源。

根据www.chronicle.com 网站所公布的数据，在1967年至2015年间，常青藤大学加上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斯坦福大学（Stanford）所收到的5千万美元（50 million）以上的捐款，总额超过了100亿美元（over $10 billion）。

其中，白人捐款比例为63%，犹太裔为29%，而亚裔的比例则为6.8%。

如果剔除海外印度公司（Tata Group）及香港企业家的捐款（有些人甚至没在美国上过学），则在美的亚裔只有雅虎的杨致远（Jerry yang）一人捐款（$75 million）。这样在美亚裔真正的捐款比例则降到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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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捐款的总人次为79人次，其中白人占54%，犹太裔占33%，在美的亚裔则只占近1.3%。

由此可见，无论是捐款额还是捐款人数，亚裔对事关美国名校生存的捐赠基金的贡献可以是忽略不记的，这和亚裔学生占学生总数20%的比例是不相称的。

由于绝大多数的捐款都是校友对母校的捐赠，如果按现状发展下去，任何由于增加亚裔学生而导致白人和犹太裔学生比例的下降，都只能造成未来名校捐赠基金来源的萎缩，以至其名校的地位将因此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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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传统名校，讲的都是培养未来的领袖人物，政界、商界、华尔街、律师行的首领。在有学而优则仕传统的中国，人们总把成绩好与有出息联系在一起。然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却不然，就以总统来说吧，出身富裕家庭的人比重可观：小罗斯福、肯尼迪毕业于哈佛，可他俩的高中、大学成绩都很一般；小布什毕业于耶鲁，是个醉酒的浪荡公子；特朗普毕业于属于常春藤的宾大，竞选时专门给母校发律师信，不准向媒体泄露他的成绩单。因此美国名校招生时得衡量学生的前景，重点也不仅仅在于成绩，而在领袖素质，也就是毕业后升官发财的潜力。

再来看杰出校友为名校所带来的巨大声誉方面的贡献。

我们常说，亚裔在学术领域贡献是比较突出的。如果查看一下美国科学院数理化三个学科的院士情况，亚裔院士所占的比例仅占5%。从诺贝尔奖的角度来看，诺奖获奖者共有889人。其中，在美华裔只有7人获奖，占总人数的0.79%；而犹太裔共有114人获奖（其中包括爱因斯坦），是华人的16倍之多。

除了爱因斯坦，相比于学者，社会上的杰出人士对母校声誉的贡献则是更加深远和广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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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哈佛和耶鲁都贡献出不少总统和副总统，参议员，众议员，其他重要的政界人士更是不计其数。其中，著名的犹太裔政治家就有哈佛毕业的原纽约市市长Michael Bloomberg，耶鲁毕业的曾竟选副总统的参议员Joe Lieberman，哈佛毕业的著名的民主党参议员Chuck Schumer, 等等。

其他著名人士包括哈佛毕业的著名演员Natalie Portman, Matt Damon, 耶鲁毕业的Meryl Streep, James Franco,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Jake Gyllenhaal。还有来自哈佛的微软的Bill Gates，Facebook的Zuckerberg, 以及高盛证券总裁Lloyd Blankfein，及一大批活跃在华尔街的犹太裔投资家们。

美国犹太裔有着热衷于参与政治生活的传统, 美国政治分析家米切尔· 巴德（Mitchell Bard）曾说过, 犹太人是以一种宗教式的热情参与政治的。在历届美国总统大选和国际国内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会有犹太因素的影响, 因此, 犹太全民参与政治也成为美国犹太裔文化生活中的一项突出特征。

美国佩尤研究中心指出, 在10名美国犹太裔当中就有7名明确支持或倾向于支持美国民主党。例如, 在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中, 有超过三分之二的美国犹太裔将选票投给了奥巴马。从美国犹太裔的具体群体上看, 传统宗教犹太裔则显示出了保守的特征, 这种立场与美国共和党主张传统责任道德, 反对文化和社会形态的多元化的观点相一致。在这个群体当中, 有57%的人支持或倾向支持共和党。

从对待国内社会问题上看, 大部分美国犹太裔持有开放、包容和理解的态度。例如, 在对待同性恋问题上, 美国大众的平均支持率在50%上下, 而犹太裔则有70%以上的支持率。在对待政府机构设置问题上, 有54%的犹太裔倾向于建立一个更大且提供更多服务的政府。在以上诸多方面, 大多数传统犹太裔所持立场与整体犹太裔的普遍观点相反。总之, 美国犹太裔的党派倾向与社会立场对于美国的政治生活有着深刻的影响。

美国佩尤研究中心在对美国犹太裔进行的调查中指出, 在当今的美国社会, 美国犹太裔与美国的西班牙裔、非洲裔、同性恋者等群体相比, 受到的种族歧视或社会歧视比较少, 大多数美国犹太裔也认为自己很少因为犹太裔身份而受到歧视。当然在现实生活中, 对美国犹太裔的歧视现象并非完全没有。例如, 一些人会用极度无礼的称呼来称呼美国犹太裔。另外, 由于犹太裔身份而遭受社会场合或社会活动冷落的现象也时有存在。但从整体上看, 美国犹太裔面临的社会歧视远比其他少数族裔要少。总而言之, 美国犹太裔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高参与度, 帮助其较好地适应了主流社会文化环境, 并推动着多元文化的均衡发展。

而亚裔，尤其是华裔在美国则缺少影响广泛的杰出人士。骆家辉，赵小兰，以及担任过能源部长的诺奖得主朱棣文虽都曾位居高位，但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还无法和上述人士相比。